是的，第三通電話扭轉了我們的受害者角色！
第三通：再打給管理處的李先生
當我們向李先生要求提供該維修商的資料好
向警方備案時，李先生有些驚訝的(他沒想到我們真的去報案)表示他願意幫我們跟維修商〝再問問 〞，然後待會兒就把資料傳給我們。
在這通電話裡，Casey察覺李先生的口氣有些不同，與先前他要我們直接報警的語氣聽來，似乎有想息事寧人的味道。
這通電話之後讓我們漸漸處於上風，並握有優勢可以主動出擊。
當過了一段時間，李先生遲遲未將該維修商的資料傳來 ，Casey於是打鐵趁熱，再打電話給李先生。
第四通：再給李先生電話
電話中李先生把該維修商的名稱、人員姓名給了我們，但他也跟Casey說等等對方想跟我們〝解釋解釋〞。
何來解釋呢？向警方備案也是依法行事，我們從來沒有明白指稱對方是嫌疑人。
可想而知，這〝解釋〞，一定很有內容！
在跟李先生的通話之後，很快地Casey接到了工頭A先生的來電。
第五通：工頭A先生請我們給他時間再調查
電話裡，工頭A先生希望我們不要把他們的資料交給警方，給他一些時間調查是不是他們的人員所偷。
這時，Casey見對方已有負責任的態勢，於是再加碼。
他對工頭A先生說，他不想懷疑任何人，只是想照例行事，把資料給警方備案後，一切就交給警察。
又說，丟失一支手機事小，但這是公司交付業務用的手機，是有登記的財產，
若有遺失，一定要有報案單才能跟公司交差。這是要跟對方強調我們所遺失手機之重要！
就是這樣，在電話裡，我們不斷地提起要向警察報案 。雖然到目前為止，報案只是我們在談判過程中〝放線釣魚〞的一個假動作。
Casey感覺工頭A先生略顯急切，似乎是希望將事情化小，但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。最後，我們還是給了工頭A先生時間，希望隔天早上他能有個〝調查結果〞出爐。
第三天：週五
上午，Casey果然接到了一通關於〝調查結果〞的電話，但打來的不是工頭A先生，是在本案裡初次登場的維修商負責人：黃老闆。
第六通：黃老闆來電
黃老闆在電話中說他很有誠意要解決問題，並想約我們碰個面，當面把事情說清楚，便約好下午在大樓的管理室裡談。
約定時間，黃老闆帶了工頭A先生、助手B來到，另一位助手C並未到場。
見面後，黃老闆不斷的說抱歉，並詢問Casey是否真的報了警。他坦白地說，一旦報警會對公司的信譽有傷害，若是警察認定有嫌疑，在紀錄上加一筆就很難抹掉了。
Casey也回說，若不報警，他也無法處理，那丟失的手機可得要自己掏錢賠給公司；這話中 Casey已經有意地在提醒對方〝賠償〞的事了。
這時，重頭戲來了！
工頭A先生要站立一旁的助手B〝
把東西拿出來〞。
助手B拿出了一支手機要交給Casey，在接過手機之前，Casey一眼便認出那就是我們的手機！
工頭A先生說，他無意中發現助手B突然有了一支新手機，這手機跟我們所遺失的〝恰巧〞是同一款。於是問Casey，是不是眼前的這一支？
接過了手機，Casey仔細地察看，他發現手機裡頭的資料早被刪個精光，雖然這的確就是我們的手機，但失去了靈魂(對我們最重要的是所有儲存的電話號碼及小魚的照片)，便只是一支空機，那不是我們要的了。
Casey沒有承認這就是我們的手機，便回答說，他看不出來、不能確定。這也等於沒有當場確認
助手B就是小偷。
當然，助手B就是小偷。
我們會這樣做是早已商量好的，一旦手機內的資料全被刪除，我們也不想拿回原本的手機 了。因此，Casey不去談是誰偷了手機或是否找回手機，而是把問題轉向賠償。
這場會面沒有結果。
在結束後的當晚，黃老闆來了電話。
第七通：黃老闆再度來電
電話中，黃老闆告訴Casey，助手B已坦承手機是他所偷，並對他的公司人員所為造成我們的損失再度道歉。
黃老闆允諾，要賠償我們一支同款的全新手機。
就這樣，破了案！
雖然我仍希望失去的資料能找回，然事已至此，Casey和我都覺得賠償一支新手機是別無他法下的作法。
事發後的第五天：週日上午 ，黃老闆親自將手機帶來。
他說助手B已被他辭退了，這手機的費用是用他(助手B)這個月的工資所購買。這樣的結果，想來也算合情合理。
這手機失竊又復得的整個過程，著實為我們的生活憑添不少困擾。一般這種竊案多是不了了之，所幸，我們遇到的是肯負責的黃老闆，才讓我們沒有白白損失。
拿著新手機，沒有太多好奇或喜悅，我還得花把工夫把天南地北所有親朋好友的資料再一一記錄上去。
這件事，不只是讓我增加了對陌生人進入家中應有的防備之心，我又再度見識到Casey在某種情況下〝得理不饒人〞，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談判功力！
難怪夫妻間或有小吵，我總是屢屢敗陣，得多多練習加把勁囉！
上篇：
手機失竊之偷兒現形記(一)
